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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欧生育率？

1、北欧生育率？

发达国家的生育现状

面对挑战，不少低生育率发达国家出台了直接或间接鼓励生育的政策，但效果却差异很大。法国、英国、丹麦、瑞典等国生育率明显回升，希腊、意大利、韩国等国却始终在极低生育率水平徘徊。

其中，北欧国家是生育“优等生”。

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前景》报告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有如下三个趋势：

1、经历过生育下降，最终稳定下来，重新缓慢回升。这种是“优等生”。

包括西欧的法国、英国和北欧的丹麦、瑞典、冰岛等。其中，丹麦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在2006年以后升至1.8以上。

不过，受欧洲整体经济下滑的影响，挪威、荷兰、芬兰等北欧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最近几年也有明显下降的趋势，2018年均低于1.6。

2020年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3。而以上这些发达国家的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是高于中国的。

2、第二类国家经历了较长时间的低生育率阶段，2010年之后缓慢回升，但生育率总体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比较典型的是德国和日本。

德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至2010年的整整20年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回升到1.57；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从1997年至2012年均处于1.4以下，2018年仅回升到1.42。

这类国家虽然依然生育率较低，但还是接近或略高于中国。包括作为众所周知少子化典型的日本。日本不仅是“少子化”一词的发源地，也是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老龄化社会的国家。

3、第三类国家的生育率曾快速下降到极低水平（通常指总和生育率在1.3以下），但近年来有明显回升趋势。

主要是中东欧的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拉脱维亚和俄罗斯等。这些国家历史上生育率快速降低，主要是受苏东剧变后经济、政治动荡影响。俄罗斯的总和生育率在2015年一度回升至1.77，不过近几年开始掉头下行。

4、最“危险”的是第四类国家，生育率已下降到极低水平，且回升趋势仍不明朗。

东亚的韩国、新加坡在经历快速人口转变后，总和生育率在本世纪初达到极低水平，韩国更是连续多年成为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2020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0.84。

此外，南欧的希腊、意大利等国也面临这样的困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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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是如何重回正增长的？

二战后，欧美国家爆发过“婴儿潮”，然而，北欧却没有。相反，北欧是欧洲最早面临低生育困局的地方。

丹麦、挪威、瑞典、芬兰分别在1968~1972年间总和生育率(每个育龄妇女生孩子的个数)跌破2.1更替线，同期整个欧洲的总和生育率则还维持在2.5左右。1973年，北欧最低的芬兰总和生育率已经达到1.49，六年后丹麦更是跌至1.39，成为全世界的生育洼地。

研究表明，北欧在上世纪中后期陷入低生育，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因素。由于夹在冷战双方之间，北欧不得不偏向中立，瑞典芬兰一直都没有加入北约，丹麦挪威冰岛也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并因此受到北约内部制裁。

瑞典虽然是中立国，却不得不维持着一只庞大的“中立军队”：三十万陆军，五十万预备役和世界第四的空军，甚至还在五十年代开始建造核反应堆。

可想而知，身处冷战第一线，毗邻苏联，随时有可能面对核战争或钢铁洪流，养育下一代的意义非常可疑。

北欧国家中，孤悬海外、地理上离苏联最远的冰岛的生育情况则最好，在上世纪70年代生育率没有跌破2.1更替线，目前生育率在欧洲国家中依然名列前茅。

后来，随着地缘政治紧张状况的改善，北欧国家的生育率明显回升。

1980年开始，北欧的出生率从1.39一路上扬，而全世界其他地区的生育率则开始了无止境的下跌。1993年，北欧最低的丹麦总和生育率突破1.75，第一次超过了同期欧洲平均值(当时已经跌至1.71)。一年后的1994年，北欧最低总和生育率继续突破1.8。

有研究认为，当总和生育率低于1.6以后，文化就会出现根本性变化，之后生育率将无法出现持续上涨。然而北欧却是例外，在总和生育率下跌到极低1.4并无战争天灾作用下，生育率却出现了二十年的反弹和稳定，挪威更是在2008年突破了2点大关。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北欧生育率的增长，并非依靠外来移民。北欧国家的移民政策都会设立较高的门槛，事实上，相对其他欧洲国家，北欧五国收留的移民或者难民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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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欧人口增长还有哪些原因？

首先，或许存在“逆城市化”或者说“反城镇化”的左右。

有研究认为，住房活动面积和周围人口密度其实对生育率有极大影响。空间逼仄、生活节奏快、压力大的大城市往往盛产不婚主义者、丁克。而在天高地阔、地广人稀的环境中，人类生育的欲望会大大提高。

欧洲的中产在上世纪末城镇化结束之后就开始了漫长的向郊县迁徙的历程。在丹麦，除了哥本哈根，第二大城市奥胡斯仅有二十六万人口，其他城市则都不超过二十万，并且即使是这些统计中的“城市居民”，超过一半也居住在距离核心城区三十公里的下属郊县当中。在这些家庭中有超过两个孩子的占大多数。极低的实际人口密度，成了生育率触底反弹的重要保障。

按照我们的日常经验，二线以下城市、小城镇、农村家庭的生育动力远远大于一线城市家庭。

此外，离不开女性的地位和保障提升。

或许有人认为，随着妇女地位的提升，对待婚姻和生育的态度会越来越消极。

但是，在北欧这样“女权”世界第一的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北欧，最近二十年来非婚生子的比例高得吓人。丹麦一项统计表明，2010年后出生的婴儿中，有超过35%都是非婚生子，虽然这其中绝大部分其实是稳定的非婚同居关系。

北欧民众尤其是女性对婚姻的依赖很低，所以在做出同居决定时非常轻松。瑞典和丹麦的同居法都刚好出台在1980年，其中规定了对同居女性的一系列保护政策，包括社会和男方的责任义务。这部法令再加上十多年来女权运动造成的价值观变化，彻底打消了许多女性在性和生育上的顾虑。基于其普遍主义和平等主义的观念引导了“去家庭化”理念。

影响女性生育动力的关键因素是“安全感”。2008年金融危机后，北欧四国的生育率又开始出现下跌。然而，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福利、社会文化和女性权益变化不大，主要变化在于社会整体安全感下降。

此外，还有社会承担儿童抚育责任。

生下来有补贴，甚至有机构帮助你抚育，打消了妇女生育的后顾之忧。

瑞典、挪威、丹麦等国的政府学前教育补贴不仅涵盖3~6岁儿童，也包括1~2岁儿童，形成了以公立机构为主，私营机构为辅的托幼体系，最大程度地帮助了母亲重返就业岗位。从普惠性来看，无论家庭经济状况如何，18岁以下的儿童均可获得政府补贴；从公共性来看，它们以公立托育机构为主来解决托幼问题；从慷慨度来看，这些国家的家庭福利公共支出占GDP的比例始终高于欧洲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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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与低生育

“逆城市化”带来地广人稀的生活环境、女性的地位和保障带来的安全感、社会承担儿童抚育责任……以上因素无疑都是“反内卷”的，如果对标生育率问题最大的韩国，我们可以发现，“内卷”程度与生育率负相关，“卷”得越厉害，生育率越低。

从生活环境看，与“逆城市化”后大量生活在地广人稀的郊县的北欧不同，韩国农村人口不到300万，韩国形成了以首尔为中心的超级城市圈，首尔城市圈占韩国人口的近一半以上。

“每周52小时工作制”是韩国总统文在寅竞选期间作出的承诺之一，旨在缩短常被韩国人称为无人道般的长的工作时间，并改善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事实上，“每周52小时工作制”已经远超每天8小时工作的“每周40小时工作制”。

成年人面临内卷，青少年同样面临内卷。

在韩国，位于首尔江南区的大峙洞以韩国最高端补习班一条街著称，街区内各种补习班多达1057家，每年创造约20万亿韩元的补习班市场经济。

从天价学区房到“鸡娃”，韩国的中产家庭为了下一代拼尽全力。麦肯锡分析称韩国有一半的中产阶级家庭入不敷出，主要原因是住房与教育开支过大。

在安全感低下的社会里，民众会自发形成一种竞争氛围，导致家长必须用资源和投入来确保下一代能维持现有阶级。具体到操作上就是补习班学区房家教费以及对小孩学习活动的持续关注，这一切消耗的物力和人力难以计量，最终导致大部分家庭只能选择控制生育数量。

即使国家再怎么降低读书的成本，增强基础教育的质量，竞争的本质依然会逼迫家长们不断对标同阶级的其他人，自发的投入更多资源。除非整个社会的阶级差距足够小，保障足够高，最终能提高社会的安全感，降低内卷化竞争的动力。

韩国的京乡新闻在2011年的一期报道中初次提出3抛世代概念，指的是面对高房价、高物价、就业难、低工资等社会问题，一部分韩国年轻人逐渐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

2015年开始，韩国网络上出现了新造词N抛世代—面对越来越大的社会经济压力，很多韩国青年不仅放弃了恋爱、结婚、生子，还放弃了买房、人际交往，以及任何梦想和希望等。

到此，以上就是小编对于韩国人教育内卷的问题就介绍到这了，希望介绍关于韩国人教育内卷的1点解答对大家有用。